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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敬请期待:卓越艺术——张勇雕塑展《夜巡》

    2012-02-16 17:10:57

    张勇:凝固的困惑

    王海涛\文

    在不断深刻变化的全球文化图景下,中国雕塑家开始逐步超越现实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创作,主动深化到对于社会、文化及精神层面的反思和表达。中国雕塑入新世纪之后,康德的先验唯心主义中汲取了更多的养料,也逐步从现代主义经验的认知中返回具有中国传统艺术的文化脉络。在一定的语境下通过多种手法挖掘人们精神世界的深层,其后果是一方面探索新的艺术表现语言,另一方面以“生而知之”的态度向内追求心灵的自由创作,这相对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艺术家对于社会现实问题的批判和干预,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了革命性的突破,雕塑本身的文化观念和雕塑家的精神体验表达则成为更加关注的内容。在中国当代雕塑家各自呈现出的雕塑状态中,张勇是一位注重个人心境体验的雕塑家,在对于当下生活的真切体验后自然表现出的情绪,使他的作品带有某种现代浪漫主义忧伤的印迹。

    相对于热衷观念表达的艺术家,张勇更倾向于不夸张的表态,平和细腻的体悟替代了令人厌倦的刺激和震撼。他以不雕琢修饰,不包装遮掩的雕塑媒介和纯熟的艺术语言同自身洒脱清净的心境相结合,在朴素的气质下流露出了积淀厚实、内蕴丰沛的文人精神。这与“70年代生人”的人格特征略显不符但却存在相同的精神状态——无可寄托的困惑。70年代出生的艺术家对于自身的强调明显区别于上代艺术家的个人化特色,他们更迷恋于在社会生活中获取经验和顿悟将这种个人生存感受通过艺术的方式来精细的揣测和修炼倾心于从当下日新月异社会生活出发来凸显现代灵魂被分割飘零状态。更为普遍的是70年代出生的艺术家对于高深晦涩的艺术理论和哲学问题缺乏兴趣而是更专注于当下生活的表现他们往往对于既定的现实秩序存在某种疲乏的态度,更多的依赖于感性经验去独立构建自身的精神维度,将自身置于各种相对封闭现实空间来进行自述。孤独、无奈、调侃抑或是某种磨砺心境的修行常常成为他们对于传统价值认知模式对抗的形式。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不管我们生存的世界是真实的还是佛教徒们所认为的皆为虚妄。 我总是希望我作品中闲适平净的人物和山石所体现出的洒脱清净的心境总能让人感到幸福和解脱。这是中国自古就有的一种文人精神。这种精神是一种崇尚自然的、清新脱俗的认识世界的方式。”张勇如是说。不管是带有十字划痕的小丑系列作品,还是散发诗意的山水作品等等,都明显的映照着一种被精神渗透过的迹象,张勇的作品中除去凝聚了某种悦心的虚幻情境外,更多的是在现实背景下设立了一个精神载体。正如他在作品《最后的驯兽师》和《方向》中的情绪表述,对于已然消逝的文人语境那些纯粹的悲喜交错早已苍白,在惯性追求闲适的人生体验时,一种在实际存在背景下的艺术新感觉已经打破了刻意的营造。面对于自然、社会、人生的每一次心灵震颤,他选择细声细语的自言自语,孤独、彷徨与不确定的精神指向让观者披满了一身的疑惑,显然,张勇的作品中夹杂了不能言喻的孤独和困惑。

    无数凝固的表情和动作组成了一个诡秘的命运,时而白日梦,时而承受无法回避的精神重负。张勇试图使雕塑的视觉形式具有更大的精神容量,并且要提升到一种禅宗色彩的自我观看,在对于精神透彻参悟后的表述时,观念和叙事性的呈现被不断抽离,促使灵魂的自白更为直接的渗入观者的精神本域。张勇雕塑形态的内心独白虽然没有反映出对于某种既定事实的深沉和焦虑,但《背云背雪》和《风筝人》等作品中的意味却是他对于人类文明进程的反思,即为人类迷失在自身创造的精神领域中。除去强烈的精神气质,在张勇的作品中还存在着一种沉重感和沧桑感,这种感觉显然是与不断现代化的社会以及大众文化、拜金主义、娱乐精神趋势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创造了一块空间让人们来追想充满理想主义的年华。当然,张勇的作品并不是一味地对于社会经验作出非理性的分析,但他的确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了当下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存境遇,不难看出在张勇的潜意识中,他追求着一种脱世的精神状态来面对嘈杂的世界,始终对于城市充满着逃避。

    张勇的纯情意识使他无法达到超然和洒脱,而是在一种崇高的使命下去不断的强化自身的人格力度,将原本已经被拆解的纯情力量重新创造出来,并在理性的冷漠的焦灼的时代里继续带给人一种幸福感。我无意将张勇的困惑解读清楚,当观者面对其作品意态时产生的碰撞将是最为权威的诠释。

    2012年1月

    写于草场地


    渡河之舟——评张勇的雕塑作品

    吴鸿

    我历来反对简单套用中国传统画论来对欧洲造型体系下的油画和雕塑进行分析。但是在看到张勇的雕塑作品的时候,我还是不自觉地想到了中国画传统中的所谓“南宗”与“北宗”的趣味差异性,由此,思路又延伸到与张勇的作品有关的一些话题中。

    张勇是在中国美术学院雕塑系接受专业本科教育的,虽然他是北京人,而且附中阶段还是在中央美院度过的,但是在他的作品中,我们还是能更多地体会到一种“别样”的趣味来,在这里,我姑且把它叫做艺术的“南宗”趣味。这种趣味并不是简单地体现在造型和塑造手法中。众所周知,我们现在通常所谈论的雕塑艺术形式是在上个世纪初从西方引进的,与油画不同的是,在中国传统的造型艺术体系中也有名为“雕塑”的艺术样式,虽然名称相同,但是,我认为两者之间从造型方法上所体现出来的对于空间、物体的观察和分析方式是完全不同的。具体地说,与中国传统造型体系下的“雕塑”用实体来体现一种虚拟的线性的韵律关系所不同的是,欧洲造型体系中的雕塑概念是用实体来占有体积和空间,它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运动的实体”在某种经典瞬间被凝固之后的空间形态,这种造型观念体现出来的是“物体的实在性”和“材料的实有性”。也就是说,材料不仅仅是一种造型的媒介,同时,它还因为自身的物质性实际存在以及对于空间的实际占有,证明了它所表现的世界万物的物质存在性。这不仅是一种艺术观,同时也是一种世界观。所以,西方传统雕塑所表现的实际存在的“物”,即使为想象、虚构的对象,也是按照其实际存在的逻辑来处理的;同时,作为塑造媒介的材料,也是最大限度地体现其“物质性材料”的属性。而在中国传统雕塑中,表现的是非物质性的精神和理念,即使是实际存在的对象,也要增加它的虚拟性的色彩,否则即被视之为“俗”;除非是以炫耀材料稀有性的工艺雕刻品,在中国传统雕塑的意义逻辑中,塑造的材料也莫不是去除或改变其自然物质属性为正宗的,以期不以其物质的具体性而成为精神虚拟性的羁绊。自上个世纪初,中国整体引进西方的近代艺术教育体制之后,我们所建立的新的“专业”雕塑传统实际上就是上述的基于西方理性主义背景下的古典主义雕塑传统。它与中国传统雕塑之间的根本区别倒并不在于造型手法和塑造技术上的差异性,其本质性的区别乃是二者之间所依存的世界观的不同。在学院体系下的专业雕塑界虽然也有过“民族化”的尝试,但是多以表面化的“平面化”、“线条化”构饰性塑形手法来进行,而未能真正触及对于这两种“雕塑”语汇中更为本体性的问题的探讨,最终无非是落入到表面性的“装饰性”俗套中。这方面的讨论,或许因为雕塑的专业技术性太强,理论界未能有很好的介入。比方说成都的雕塑家邓乐的早期作品,其通过在大理石雕塑上随意性地钻孔,来改变传统“雕塑”的基于实体材料的空间封闭性和体积完整性。很多评论者都是着重于他的这些作品的“装置化”转换的意义来展开评论,而他本人则是比较认可我的针对雕塑本体性解构的看法。从这个意义上来判断,他认为自己的作品仍然是雕塑而非装置,其所针对的还是“雕塑”的问题。

    我也曾经在中国美院接受过雕塑专业教育,在我学习的过程中,总有一些问题在纠缠着我,那就是中国美院雕塑传统的那种微妙的“别样性”是可以感受到的。特别是雕塑系当时的一批中青年教师,比如在曾成钢、李秀勤、龙翔、王强、张克端、翟庆喜、魏绍明等人的作品中,我们都能发现一种“浙美(中国美院的前身)雕塑”的特点。但是如果试图从理论上来进行归纳和分析,发现出在这种别样性背后的“一般性”意义逻辑,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按照一般的、规范的艺术史逻辑,我们在专业的“学院”语境中自然会将这种有别于雕塑传统的变化上溯至西方现代雕塑的源头中去寻找理论支持。那么“西方现代雕塑”与西方传统雕塑之间最大的不同点到底是表现哪里呢?我们可以来看看对于西方现代雕塑运动起到奠基意义的“双A”——让·阿尔普(Jean Arp,又名Hans Arp1887-1966年)和亚历山大·阿契本科(Alexander Archipenko1887-1964年)的作品就可以发现,西方现代雕塑(而非之后的后现代艺术语境下的波普化和装置化的倾向)与传统雕塑之间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它在传统雕塑“实体”的团块中又发现了“虚形”意义。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正负”、“虚实”之间的互换,还是基于物质实体的框架下进行的。换言之,这种“虚形”无非是作为一种“被切去”的实体来看待的,所以在后来的包豪斯的课堂上,这一正负体积之间的组合关系被解释为“构成”。实际上,上述两位雕塑家的作品在中国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现代艺术的萌发期中,对于中国艺术家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们甚至在那个时期西哲风行的社会人文背景下被分别对应到人本主义和结构(结构)主义的理论中去进行意义的再生和溢化,而这种影响也不是所谓“浙美雕塑”的美学趣味所专属的。所以,显而易见的是,体现在“浙美雕塑”传统中的那种只可意会的“别样”意趣只能在它所身处的地域性的人文环境和它自身的历史中去寻找。浙美前身杭州国立艺术院的雕塑系第一任主任李金发作为中国早期雕塑艺术教育的拓荒者的同时,还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卓有地位的象征主义诗人,他最有名的句子是有着深刻的人生禅理的“生命便是死神唇边的笑”。这或许也是一种“象征”,被称为美术行当中的“重工业”的雕塑,在有着人文传统和禅思环境中的杭州,坚硬的“材料”与空灵的“禅思”,形体的“实在”与精神的“缥缈”,竟被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我记不清是哪位校友的一件作品,用一张有着人体印痕的床来表现弘一法师临终前“悲欣交集”的禅机,它让我很感兴趣的是,物质性与精神性之间的变化、统一在这件作品中得到了非常好的结合。再现对象固有的、实在的物质性特征,是雕塑的所长;而表现空灵的、意会的、精神性的“情”、“境”、“场”,则为雕塑的所短,而正是在这两者之间的结合点上,我认为体现出了所谓“浙美雕塑”传统的真正意义,抛开个人曾经就学经历的情感因素,我认为这传统实际上解决了上述的“东方传统”与“西方传统”雕塑两者之间的融合,而非那种仅仅是在表面形式上的“民族化”。

    在这样的一个前提性语境中来分析张勇的作品,我认为可以帮助建立起一个借以参照的文脉背景。

    我很欣赏张勇说的一句话:“作品就像船一样,帮我渡河”,这种意趣,好似卞之琳的《断章》“你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所构造出的虚实逻辑关系。而对于张勇而言,作品不仅是他的精神超越的载体,同时他也把自己放在了作品中间,让自己也成为观众审视的一个部分,而这种作者自己藉由进入作品之中的途径,就是上面提到的形体的“实在”与精神的“缥缈”的结合,进而超越了雕塑的物质性羁绊,进入到对于空灵的、意会的、精神性的“情”、“境”、“场”的表现,而这,也基本上可以对应着他的作品的三大类型。

    “小丑”系列作品实际上就是对于“情”的表现。这类作品中,像《空降》、《非正常着陆》、《想飞的表演家》、《看太阳》等,所表达的是个体面对社会时的一种心境和情绪的发散。这个时期的作品,基本上还是通过对象本身来传递精神性的表达。

    以《心石》、《白日梦》、《背云背雪》、《思想者》为代表的第二类作品,则表达的是一种“境遇”和“境界”,对象的物质实体性开始向精神性进行转换,每一种对象和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代码被重新编排,所以,在这样的意义逻辑下,我们便不再追究作品中的物质层面上的逻辑性被如何颠覆和篡改,这些被碎片化了的意义符号转而成为了精神诗性的自由表达。

    而我本人最为看重的是《夜渡》、《喷火人》、《看水》这类作品,它们实际上构建了一种在传统雕塑的语境中所无法表达的“场景性”再现。雕塑由表现“主体”,到表现主体成为其中一个部分的“场景”,而其中的一些实体之间的“空白”,与前述的西方现代雕塑中“物质实体的框架下的虚形”是截然不同的。这里的“空白”是一种更为开放的意义延伸空间。这其实也是更为本质地将东方和西方两种雕塑传统结合在一起的有意义的尝试。

    如果我们把问题放到另一种泛化的波普化或装置化的“雕塑”语境中去探讨,这些也许根本就不能成其为问题。但是也可能是我自己的出身论式的专业局限性,我始终认为,一个学过雕塑的人可以不一定非得要去做雕塑,但是如果还是把自己的作品称之为“雕塑”的话,我们就需要一个问题讨论的“边界”,如果一味地将这个边界泛化、模糊掉,我们就不一定要在雕塑的前提中来讨论问题了。所以正是基于这一点,张勇的作品正是我所认可的那种“在雕塑的意义框架下寻求雕塑语言发展可能性”的努力。由此我又想到所谓“浙美雕塑”的另一个特征,那就是它绝不保守,但也不一定最前卫,它实际上是沿着雕塑传统在不断拓展着雕塑的语言空间。我想,张勇的作品正典型地反映出了这种特征。

    201228日  于北京通州

  • 敬请期待:798卓越艺术——《双个展》展出时间:2011.12.25——2012.02.20

    2011-12-24 12:53:58

    消逝的风景:韩民吉近距离视角的精神现实

    王海涛/

    艺术需要对于人们的生命体验进行不断的转换,将存在于每个灵魂中的情绪凝结为直观的物象来感知新的可能。当艺术家着眼于这般律动的生活时,每一个存在的事物都可能成为他们窥视的目标,一旦他们以牺牲精神代价来完成某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倾向时,人们在面对后将容易不自觉的游离在复杂的玄想长河中。韩民吉在经过了七年平静而细腻的相映和反照后,将我们生命场上曾经熟悉的能量表现的异常淋漓。

    韩民吉在思辨与感觉上的对白方式的确让我在他的作品中感受到了某种既定的精神通感。不难看出他的创作激情总是能够在反复而重叠的多种技法上得到一次次的高涨,他利用了版画的新复数语言,而不存在复数作品的数量,从美学意义中引发观者与自身的心理结构相碰撞。韩民吉的视角始终游离于原型世界里极易消逝的景象,那些直观的存在常常使他陷入某种极端的冲动中,他迷恋于将自身细腻的感受转换至物态的表面样式,企图以特定的技巧建构自己的艺术情境。通过繁琐的制作过程,可以感觉到韩民吉在追随不可名状的意味时,那些来自于偶然的视觉效果更加激发了他对于新颖挑战的热情。精神的复旧、斑驳的记忆、茫漠的景观以及迷醉的神态,这些来自作品中的气质使那些鲜明的色泽都略显薄弱。不得不说韩民吉为了某个虚妄的梦亦或是某种纪念的歌,在不断的借助一切可能存在的技法将其变为既定的事实。

         对于瞬间存在的情绪和消逝性物态的感伤已经成了韩民吉的心理背景,他的精神本域逐渐深化着带有忧伤气质的语境。他潜伏在最熟悉的生活中同时又迷醉在最深沉的焦虑中,在这个解构的时代里他试图将一种直观的视觉模式转变成超越绘画的精神工程。

    景象的半径:王振虎绘画中的人文图景    

    王海涛/文                          

    在潮流之中却又处于边缘,置身世外却又活在其间。王振虎面对着多元混杂的现实景象,使他多少产生了某些不可理解的幻象,他急切的找寻着那些微乎其微的事物和幽深的角落,用来掩饰自己失落的境遇,以及那卑微和安于现状的心态。

        从2005年至今,对于景象的再现和绘画语言的深入探索,使振虎塑造出了更多符合视觉经验的可能。通过他作品上留下的痕迹,不难看出他在宣泄式的绘画过程中慢慢的走向了自身的精神源头,与当下热衷于新材料、新技术以及强调观念性的视觉传达方式有着本质的区别,斑驳的画面和动感的笔法亦能表现出他在绘画过程中“独乐乐”式的愉悦享受。振虎的作品题材多以自然为主,园林、树丛、草莽、残枝、幽径等都是画面中经常出现的元素,他用富有变化的笔触和饱满的色彩使画面具有一定的韵律与节奏感,于蕴霭之间呈现出印象之美。

        在普遍强调自我利益实现的意识形态中,振虎始终保持了一种不染的心态,绘画对于他来讲更加强调平衡心理需求。他所迷恋的自然形态中投射出了个人的人生感悟和记忆,画面中幽暗的小径、空置的长椅以及残断的枝叶除了对于物态的感伤,更多的是他站在精神原点试图尝试心灵的回归和寻求精神与物合一的境界。在回到自然的观念上,振虎通过架上绘画特有的绘画性来平复内心的焦躁和欲念,借助直观的自然形态在内心构建起新的自然,并将生命置于其中呈现出自由的自然存在。

        王振虎绘画中的景象是他内心的景象,他始终徘徊在自身精神维度构建的寂静自然世界里,他将所有对于生命的哲思和个体体验糅杂于其中,在凸显忧郁的律动中倔强的游离着。

                                                                                                                            

  • 敬请期待 卓越艺术---万箭穿心

    2011-10-11 16:57:25

     

     

    万箭穿心:作为一种社会文化价值判断方式的君绘画作品

     

    吴鸿

     

     

    对于不同时代、不同属性的图像的挪用和混杂是君的绘画作品给我们的直观印象,但是,沿着这些线索进入其作品意义空间之后,便能发现这些作品传递给我们的是一种焦虑及无奈的社会文化心理体验状态。想要解读这种状态,就必须要熟悉君作品中图像的来源途径。

     

    君是一个雕塑家,与现时流行的画家将自己的绘画形象变成立体衍生形态的做法不同的是,作为一位雕塑家创作出达到了专业水平的绘画作品,倒不多见。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媒材的转换不仅仅是意味着艺术家的艺术表达方式的变化,更是为了广泛地拓展了他要想表达的意义空间。所以,媒材的转换实际上是源自于刘君内心所思考的问题的不断强化需要找到一种更为有力的表达方式。

     

    那么在他的不同作品中作为一个线索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形象便是来源他的雕塑作品。作为一个科班出身、并且多年在专业艺术院校中担任专业领导职务的雕塑家,君的专业能力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他后来经常反思的一个问题是,一般作为一个雕塑家的“出路”的宣教式的主题性雕塑和景观雕塑,其长期以来已经潜移默化了作为学院传统的雕塑专业审美情趣。如何使雕塑作品能够脱离开狭隘的“技法”趣味性,从而更为广泛地参与到对于社会文化问题的思考之中,是君的作品后来发生重大转型的根本原因。与油画这些“彻底地”的外来画种不同,雕塑作为“学院派”的传统由西方传入的时候,作为物质形态而存在的还有一个“本土”的雕塑传统,而这两者之间,不管是从空间处理方式,还是从造型美学特征来分析,都是一个截然不同的分属于各自的文化体系中的造型传统,其背后还包含了主体性之于空间、宇宙万物关系的认识的不同。而长期以来,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在造型美学上的表现,学院式的雕塑理论、教学和创作又总是不自觉地将两者表述为线性的不同时间状态下的不同“美学阶段”。君的雕塑创作正是从这里找到了专业语汇与社会文化的隐喻之间的切入点。

     

    作为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生人的一代,我们的成长经验和文化来源是混杂而尴尬的。本民族的传统、西方现代普世性的传统、社会主义经验、计划经济机制烙印、商品经济的创伤、东方式的精神性玄思、西方的理性主义实证方式、消费主义的拜物狂欢、信息化时代的知识膨胀后的创新归零……这些对于我们而言都是刻骨铭心的体验。我们的成长经验实际上是一个非传统、非现代,非东方、非西方的“碎片化”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社会形态、政治体制的转型总是以一种“节点”的方式粗暴地割裂“前”、“后”不同的时间阶段,而毫不顾及每个个体的内心体验。在社会政治的强大机器碾压之下,每个个体只能各自承受着万箭穿心般的内心伤痛。这是一代人的成长经验和文化处境。君的雕塑作品在切入到这种社会文化语境的广阔空间中之后,很快,他发现内心的焦虑和伤痛已经不能在雕塑作品有限的物质空间形态中充分表达了,这样,作为一种形态过渡,那种非东非西、非古非今的造型形象作为艺术家本人的主体价值判断,便被继承到现在的绘画作品中。

     

    由于油画在空间处理上可以有更为自由的时态转换,在君的作品中便出现了更为复杂的图像隐喻体系,这其中既有个体性的个人成长经验的呈现,也有群体性的时代背景,它们一起构成了一个“个体在时代的社会文化整体中的处境”、或者“用个体的方式来体验碎片化的时代文化特征”的隐喻关系。

     

    主体性坍塌后,人们面对的是一片文化的废墟——万箭穿心!

     

     

    2011106  于北京通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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