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流沙的盛世情怀

说起您的艺术生涯，我们不得不提起您作为发起人之一1994年和黄一瀚等人组织发起的 “卡通一代”，能向我们介绍一下当时发起“卡通一代”的背景和想法吗？

田：90年代初，我和黄一瀚、响叮当等在广州发起“卡通一代”可以说是一个有预谋的文化启蒙运动。我们当时有一种文化冲动和预测，卡通一代将会对中国当代艺术的未来产生巨大的影响，十几年过去了，回头看看当今中国当代艺术的现状，特别是70后，80后出生的艺术家的现状可以得到了印证。初期的卡通一代，其社会学的意义要远远的大于艺术上的意义，它更多的是在于体现了中国转型期（从中国人骨子里的根生地固的农耕思想、大批判的股大仇深到受到初期商业文明物质享受的诱惑），艺术家把创作的冲动转向到身边商业文明的关注上来，艺术的感觉更加的开放，视觉上更加的轻松和愉悦化。卡通一代的意义我觉得它在于改变了我们原来沉重的心态，让你的更轻松更飘些。

您最早是因为94年广州美院快毕业的时候和同学搞了一次行为艺术活动而走进公众视野的，学油画出身的您，为什么和同学组织了那次行为艺术，这次艺术实践，有没有对您的以后艺术创作道路产生影响？

田：读大学的时候，我思想很叛逆，喜欢标新立意。行为艺术在当时是很前卫有争议的新鲜事物，觉得挺好玩的。

您以“红色的人影”为艺术符号的系列作品，成为“卡通一代”艺术流派的象征，也奠定您在该艺术流派中的重要地位，你是怎么理解自己画中“卡通一代”的精神的？

田：我到现在为止，始终认为“卡通一代”包括“后卡通”的艺术，并不能仅仅是停留在简单的画卡通的“肖像”上，它应该是在传达一种时代的精神，（卡通、网络、都市消费）时代的精神本体上去做艺术形式上的表达和探索。红色影子系列更多的是表达我对这个大时代关于“人”的存在和“时间的概念”。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时代口号：“时间就是金钱”、“计划没有变化来得快”。人们还处在拜金主义，财富的初级积累上，人们关注的还是在怎样让口袋里的“钱”迅速的增长，自我的欲望在不断的膨胀，活在很泡沫、浮夸、表面、快速转换变化的社会背景里。我的作品在表达这种感觉，我们并不能够记住身边每一个“具体的人”，而仅仅是一个难以辨别真相的躁动影子，他们没有具体的个体形象特征，只是一个个漂浮不定的影子，他们活在一个忙乱而激情的盲目社会里。

我们看到您在早期美院时期的作品“广州淑女”和“情人”系列，就已经采取淡化人物面部表情和轮廓的手法了，有一种浮世绘的意味。这在你后期的作品中又有所发展，您是不是一直在进行一种此类的探索，尝试用弱化个性特征来表现物质化和快速消费化的社会？

田：是的，身处在中国改革，社会转型期的前沿地带---广州、深圳，这种感觉特深。

“懒美人”是您近年来绘画中表现的一个重要题材，那您为什么对这些看似古怪的“美人”感兴趣？懒美人系列的面相有些佛化的感觉，请问这是不是为了表达特定的符号意义。

田：在商业消费时代里，寻找精神和谐的回归。我觉得有一颗“佛”的平常心是在“泡沫、欲望膨胀、压力挣扎与期望值的错位落差所引致的烦躁心态里”的一剂良药。金钱只是数字游戏，就象股市的线路图，总在不经意的不停地起伏中，假如仅仅关注的是金钱数字的话人的承受力总会活在“精神崩溃”的边缘。有一种安逸平淡的心态是多么的难能可贵，这种心态才是生活“贵族”。懒美人的慵懒豁达，自在华贵的状态在指引着我们的时代心灵。

“懒美人”这个形象，可以理解为古典精神和当代时尚的嫁接吗？她们结合了异域佛像的宽和之貌和中国本土女子的丰腴之体，而且都是光头的形象，一副时尚与享乐的表情，为何会创作出这个与传统审美很不一致的“美人”？

田：是的，“古典精神和时代时尚的嫁接”，但我更愿意理解为一种正将崛起的新东方“豁达平和”的精神形象，它是一个东西方涵养的中性化的混血儿形态。这几年来，这个形象一直在伴随着我，在相处中，它使我的心态更加的平和坦然；我也把这种平和坦然的心境融入于作品当中。它贯穿于我的生活当中。在创作中我更像是一个“导演”，我在预演着我所亲历过的或看到过的各种故事，但我更倾向于“享乐主义”，更在乎于怎么去描述正在中国滋生的会享受生活的乐趣和有能力自觉地去享受生活的新贵们的一种时尚豁达的生活姿态。

从你的系列作品发展历程中，仿佛能找到一条传承发展的路线，从中性人系列到飞天传统系列到飞天现代系列再到懒美人系列，你是不是一直在寻找着一个这么一个艺术形象来表达你对社会对生活的感受，从而能最后产生了这个慵懒的美人。您希望通过这一形象传达给世人怎样的讯息？

田：我的创作脉络一直还是围绕着都市商业的精神来展开的，我画飞天的时候，我的画室是在广州市中心17楼上，边创作边俯看这城市的脉动，我是试图在和一千多年前的人在做对话，我试想假如他们突然出现，面对都市的各种新鲜的事物是一种怎样的感觉。也就是这种感觉在不停的演变当中，使我找到了可以贯穿古今，既具有古典的情节美感，又不散失当代物质消费精神的艺术表达，使我走到现在。

你学习、创作所处的环境，广东这个迅速发展的南方都市文化对您的创作产生了何种影响？您又是怎么看待油画的本土化与民族化以及东西方的艺术交融的？飞天系列是不是东西方文化结合的一个尝试？

田：我觉得广州是一个务实包容而不缺失创造力的城市，我喜欢，它也滋长着我的艺术性情。我觉得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要在世界的油画艺术舞台上有所贡献，发出声音和影响力，需要有东方人的本质气质，所以油画的本土化会越来越重要。油画的本土化，民族化并不能仅仅是复古和寻源，而是要去其本土化中的“土气”，要以当下的精神气质去发现中国的艺术传统，和当下的视觉审美贯通，这样才鲜活有生命力。中西的艺术交融不是仅仅停留在东西方不同文化符号的简单拼凑，而是应该从东西方文化的精神本质和艺术本体上去很好的协调、发现和挖掘，寻找出新的并符合时代审美的艺术探索。

您是70年代出生的、在以广东为主的南方前卫艺术群潮流中成为最早的先锋性代表人物之一，那么您能谈谈对70后这一代艺术家的自己的理解吗？这一代人在艺术上的特点和共性是什么？

田：70年代出生的人在社会转型期是一个承前启后阶段，他既有以往的沉重记忆但又具有前瞻性，看问题会更有穿透力些，骨子里会更有开放的姿态，既少去些固执和愤青，也没那么多的激进浮躁。在艺术的创造上会更更加的自信和更加的让人有期待些。随着时间的推移，二三十年后我们再往会看或许可以得到更好的证实。

作为成长在市场环境下的70后艺术家，您是怎么看待作品的市场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如何平衡这两者？

田：做为一个职业艺术家，我对艺术市场是有关注，但不会痴迷其中。所谓的市场是社会资本在左右艺术，而不是艺术家去左右市场。作为一个职业画家，我关心的是我还可以无忧而安逸地投入到我的创作状态当中，去享受创作中给我带来的快乐才是重要的，因为我可以在最早的时间去分享和欣赏到艺术精品诞生的乐趣。作为一个艺术家，只有你的作品能真正的感动别人了，想拥有的人越来越多了，社会资本介入了，作品的市场价值也就体现出来了。在商业的社会里，明星的效应是很重要的，优秀的艺术作品也需要通过艺术市场的炒作才能更体现它的社会价值和文化财富价值，这是不可避免的。只是把作品放在画室和展示，它的社会价值和社会影响力还是难以彰显，这就是商业社会的特征和规律，我们是无法去否定和改变它。但过分的操作也可能会毁一个优秀的艺术家，这是很矛盾的事情。关键还是在于艺术家的心态，怎么在这种矛盾的状态中去平衡自己。